李俊峰：强大电网是发展分布式先决条件

即如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所说： 我们发觉欧洲现代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，希腊哲学是现代思想的基础。

[10]张志伟：《启蒙、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复兴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4期，第118-128页。（3）社会主体及其情感对象的转换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换，于是乎有历史形态的转换，如王权社会、皇权社会、民权社会等。

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，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。自得之则居之安，居之安则资之深，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。另见葛懋春、李兴芝编《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下册，第265-266页。明代的罗钦顺、王廷相、黄绾、颜均、韩乐吾、夏叟、杨慎、吴廷翰、王畿、王襞、高拱、罗汝芳、何心隐、邓以赞、李贽、许孚远、吕坤、唐鹤徵、唐伯元、杨东明、顾宪成、邹元标、高攀龙、徐光启、李之藻、刘宗周等人。[55]萧萐父、许苏民指出： 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的三个世纪，在我国社会发展史、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。

并在脚注中说，这里将‘教化翻译为‘enlightenment（照亮、启蒙），意在敞显儒家教化的某种更其本源的意义。这就牵涉到现代性的问题。[⑦] 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：《想象的共同体——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，增订版，吴睿人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。

因为发展阶段不同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。尽管他们焦虑的具体缘由颇为不同，但都可以归为转型焦虑，属于百年来的中国问题，即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。我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谈到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比起牟宗三那一代人来讲是大大地退步了。这种立场的基本特征，就是寻求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结合起来，探索两者之间的融通。

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，在某些儒者那里甚至是统一的。这是刚才李明辉教授所讲的重点之一，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。

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，就是拒绝现代文明价值，主张回归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，倡导君主主义、家族主义、父权、男权等。2、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。这是如今大陆儒家内部很常见的一种思潮或倾向。今天，儒家政治哲学必须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：个体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民主、共和、宪政、法治。

[②] 一、两岸儒家政治哲学之共识与异见 下面对两岸儒家政治哲学的异同的观察和分析，未必准确，因为我对台湾儒家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了解。那么，如果儒学就是如此这般的形上—形下两级观念，那就意味着：如果要选择现代化、走向现代性，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。（2）学术资源不同： 台湾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，主要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，尤其是熊十力、牟宗三一系，以及由他们推上去的宋明理学。[③] 参见黄玉顺主编：《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。

所以，以上两种思潮经常会结合在一起，而目前这两种思潮在大陆儒家内部颇为强势。我们对此姑且不作价值评判，这种取向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。

这种思潮的特征之一是：貌似复古、实则属于一种现代极端现象，我多次称之为现代性的怪胎——极权主义。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、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，皆属这个范畴。

这种思潮还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与权力、国家主义、或曰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，在国内问题上是极权主义倾向，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倾向。（一）两岸儒家之共识 两岸儒家的思想学术固然存在着种种差异，但既然都是儒家，当然有共识。3、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。这是因为： 按照传统的理解，儒学不外乎就是形上学—形下学两级观念架构。两年前，李明辉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网的专访，表明他不认同‘大陆新儒家，即不认同以蒋庆为中心、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[①]，引发了一场论战。编者按：这是作者在下述活动中的发言：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儒学新探索工作坊系列一·首届两岸儒学工作坊座谈会：共识、异见与开展——关于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之反思（2016年12月12日）。

（一）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 1、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及其观念前提 撇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，因为这种态度认为：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，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背景。

真正的儒学，恐怕不是这种形上—形下的二级架构可以涵盖的。我这些年来所做的生活儒学，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工作。

在孔孟那里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、观念层级，而被后儒、尤其是宋明理学所遮蔽。以上两种思潮——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将现代化歪曲为西方化，从而反对西方，而实质是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，以抗拒西方的名义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。

（二）两岸儒家之异见 1、两岸儒学差异的情况：比较而言，台湾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更一致。他们基本上、或者绝大多数都对现代新儒家、港台新儒家和宋明理学有一种拒斥倾向。这套东西，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用的，否则就与现代性取向相矛盾。二、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现状 近年来，大陆新儒家的哲学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热点，即宗教哲学（狭义儒教[③]）和政治哲学（广义政治儒学），我称之为创教与干政[④]。

那么，由此出发进行分析：（1）传统儒学的形下学，比如说帝国时代儒学的形下学，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建构。这些问题，这里没有时间展开。

有的儒者更是公然鼓吹恢复三纲，反对人权、自由、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。时而随了‘马姓（马克思主义儒家），时而随了‘自姓（自由主义儒家）。

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不同。（2）从哲学的奠基观念上来讲，正是为了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的伦理政治价值，帝国时代的儒家才建构了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，包括心性本体论等宋明理学的内容。

2、上述观念前提的解构 但是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：如果我们既要坚持儒学，又要坚持现代化，这意味着：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—形下的基本框架，必须突破。三、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前景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前景的看法。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，呵呵。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。

……似乎‘名花有主了，实则‘水性杨花而已。这个观点跟安德森（Benedict R.Anderson）的说法一致：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（imagined community）[⑦]。

这种思潮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，所谓毛儒是其典型。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，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。

（一）共同的焦虑状态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。[⑥] 这种状况，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，最主要的倾向有： 1、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。